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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先生经济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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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 20:25: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boyedu 于 2022-11-2 20:33 编辑

智谷趋势(ID:zgtrend) | 黄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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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年的冬天,临近年末,胡舒立带着财新周刊的一个小团队,赶往北三环边上的浙江大厦进行一次重要采访。


那里,是时任浙江省省长赴京下榻的地方。


尽管气温颇冷,街上随处可见裹着大衣的行人。但那是一个万物生长的年代,没有现在令人烦恼的疫情,欧债危机的余波也快步入尾声了,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维持在接近8%的水平上。


胡舒立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次的采访文章,会在2022年10月再度受到世人的关注。


大家围在一张小方桌四周交谈,气氛轻松。一个半小时的采访里,他多次谈到了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温州。


2002年-2004年,他曾经在这里担任过市委书记,推动也见证了温州模式的奇迹。


这里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GDP达80%,凭借着草根经济的澎湃发展,成为了 “中国鞋都”、“中国电器城”、“中国制笔之都”、“中国锁都”等。


高峰时,温州的民间资本超过一万亿,号称中国最富裕的城市。


不过,“温州模式”并非一帆风顺。


2008年,他早已离开温州担任省委秘书长。此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宽松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变得非常简单。


而温州当地的土地资源又逼仄,传统的实业没有找到好的转型升级路子,这群东方犹太人脱实向虚,一头扎入了楼市。


很多温州小老板直接或间接涉足房地产投资,靠着熟人集资、借贷、抵押工厂,加了杠杆冲进房地产。


短短几年内温州房价就翻了好几倍,市区商品房的均价飙至三四万,最贵的楼盘甚至炒到了9万一平。


温州一跃成为中国房价最贵的地方,北京上海都要靠边站。在深圳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温州的房价已经悄悄成为宇宙中心了。


不过,2011年温州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进而楼市崩盘,老板跑路的事时有发生,经济走向一时陷入迷茫。为了突围,国家在温州启动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采访的前几天,浙江刚刚表决通过了《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温州转型逐渐步入正轨。


所以,财新采访团队一上来就开门见山,问“浙江的民营经济一直走在前面,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浙商跑路、产业空心化等,你怎么看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


他回应,前几年房地产形势一片大好,一些资金涌入非实体的领域。实事求是地说,这是阶段性的现象,也是短期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也是很难避免的成本,是重要的一课。


“如果要问下一步浙江的民营经济怎么样,就要去看经济的主体——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们,是不是还很活跃,是不是依然还很有创造力”。


“哪怕是他现在蛰伏一时,受到一些打击,但都不要过于担心,只要浙商精神还在,闯劲还在,我们就不怕”。


这个观点,一语道破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


直到今天来看,依旧不过时。


2016年,王坚在阿里工作8年之后,推出了第一部个人著作《在线》。时任浙江省长李强读了书稿之后,答应为他的新书作序,“因为他对浙江的贡献确实有点大”。



2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山区多,平原少,天然禀赋并不算优渥。


当地人常说,浙江是全国的资源小省,能源、可利用土地拥有量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0.5%和40%,自然资源丰度居全国倒数第三位。


温州2011年的民间借贷危机,穿透到最后,其实跟这种特殊的土地空间瓶颈有一定关联。


这场经济风波,也让温州成为了全国数百个城市当中,最早面临房地产拐点的地方。


它提前好多年告别了房地产的黄金时代,比谁都更早深刻领悟“房地产经济”跟“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同时也促成了相关决策层对于新发展路径的思考。


“浙江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都很大,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也不能再拼资源、拼消耗、拼环境、拼劳力了。”


他产生了一个理念,就是把浙江全陆域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规划,进一步通过功能定位来优化空间布局,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用更少的资源要素支撑城市、产业发展。


于是,他大力推行“亩产论英雄”。


这个新概念的滥觞之地,源于与杭州一江之隔的绍兴县。该县长期人多地少,资源短缺,许多企业靠得的是圈地求发展的思路。


早在2006年,绍兴县创造性的将农业上最常用的指标“亩产量”,移植到了工业经济领域中,探索城镇土地使用税、排污费的政策与“亩产效益”挂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13年9月,浙江省政府选择了基础更为扎实、推广意义更具样板价值的海宁市,继续深化改革。下一年,又推向了24个县市区。


离开浙江前夕,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已经基本从基层探索走向了顶层设计的层面,成为浙江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性抓手。


后来这项改革的执行细节越发成熟。


具体怎么做呢?


简单来讲,各地会对属地企业进行一场细致入微的“体检”,包括亩均税收、亩均增加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单位能耗增加值、单位排放增加值等不同指标……


依据这些指标,将企业分成高中低几个档次。


然后,再根据评价结果实施用地、用电、用水、用气、排污等资源要素差别化政策,扩大差别化价格实施行业范围,加大首档企业激励力度。


翻译成人话,就是亩产效益高的企业,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推动土地、用能、排污权等资源要素向优质企业集聚。


比如说,排污权指标多给一些,用地面积批大一点,金融信贷倾斜一下,水电气费用可以价格低一点


……


以前是整体规模为王,现在是单位产出为王,倒逼那些大而不强的企业转型,提高单位要素产出率。


那几年,一批内地城市房价开始香港化。在这股大浪潮中,浙江默默对标新加坡、日本这样高质量经济体。


2016年,他的岗位转到江苏,亩产论英雄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长三角最强两省共同推行的准则。


亩产效益,是他一以贯之的“经济学逻辑”。


至于温州,近几年转型升级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19 年,温州GDP 重返全国第30 位,比上年提升5 位。如今正在全力冲刺GDP万亿俱乐部。



3

到了上海,情况又不一样。


2018年1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经国务院批准后发布,剑指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放眼全世界,能称得上全球城市的只有两个,伦敦和纽约。


当时的上海,想要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碍于体制机制,还无法像纽约、伦敦一样,成为全球资本要素的控制中枢。


而国际航运中心方面,地理条件天然劣于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想要突破国际中转业务难度较大。


这一点,与东京何其之像。


它们都背靠本国的经济腹地崛起,成为本土货币和产品国际化的桥头堡。它们在全球体系当中,对内服务的职能远大于对外控制职能。更多的是辐射内部,而不是全球配置。所以其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更像是大洲级的,不是全球级的。


从内壳上看,当时的上海跟东京差不多,只是一个国际性城市。不过,如果单论高质量发展水平,上海与东京又不在一个层次上——


上海的人口是东京的两倍,面积是东京的三倍,但上海的GDP仅为东京的一半左右。东京的强大,可见一斑。


对于魔都来说,那种靠简单堆砌人口,消耗土地资源摊大饼的“数量”模式已经行不通了。


毕竟,上海的城市承载空间快逼近饱和了,到2020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要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工业用地比重要从目前的27%降低到17%左右,人口要控制在2500 万左右。


于是,18年年中,他在数次实地调研之后,提出了“四个论英雄”:


以亩产论英雄、以效益论英雄、以能耗论英雄、以环境论英雄。


改革的内涵和外延升级了,涉及到经济密度、产业能级水平、低碳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是一种土地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自此,“四个论英雄”扎根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一个新的经济衡量标准,从杭州湾来到万里长江出海口,从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来到国资、外资、民资三分天下的上海。


他在多个场合反复重申,上海“不是不要GDP,而是不唯GDP,要追求更高质量的GDP”。


有媒体评论,“四个论英雄”更加考验政府在土地出让时的定力和远见——土地出让不再是一锤子买卖,招商时必须考虑环境承载力和产出效益,更多鼓励高效益产业。


特斯拉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在那场浦东、深圳、南沙、苏州都参与进来的招商大战中,上海赢得了马斯克的橄榄枝。当时上下一路绿灯,加速了特斯拉的国产化进程。


这个超级工厂,是上海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一年内就开始投产,不到3年时间就生产了100万辆电动车,带动了上海和周边地区汽车产业链的升级。



4

回头再看 2013年的财新周刊,里头有不少言语至今仍令人心潮澎湃。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激活了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天还是这片天,地还是这片地,很重要就是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有机会有更大的作为”。


确实,当前全球传统的政经秩序推倒重来,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此刻,越南印度正在觊觎全球的资金转移,韩国依靠财阀经济在全球科技树上占据一席之地,日本持续修复资产负债表三十年,美国正在瓜分欧洲的工业体系,欧亚大陆尚不知何时才能平静下来。


大国的博弈,已到了关键性的十字路口。


不管未来有什么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14亿国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始终是我们抵御外界风云的最大底气。


过去是,未来仍是。


人民始终是最伟大的存在,超越任何事物。


(最后向胡舒立女士以及财新表示敬意,一直坚守在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上。财新周刊的文章《李强:全面改革的浙江思路》载于2013年第47期,链接为https://magazine.caixin.com/2013-12-06/100614416.html?p0#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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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2 20:37:3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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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产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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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2 20:38:44 | 显示全部楼层
以前是整体规模为王,现在是单位产出为王,倒逼那些大而不强的企业转型,提高单位要素产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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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2 20:43:0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13年第47期,原题为:【封面报道】全面改革的浙江思路
文|财新周刊 胡舒立 任波 汪苏
11月24日,浙江省省长李强在他下榻的北京浙江大厦跟我们见面,大家围在一张小方桌四周交谈。“你们想聊聊改革的问题,我有兴趣,有什么问题尽管问。”甫一见面,他就坦率地说。
低调、务实,李强今年54岁,温州人,当过工人,后来考上浙江农大农机专业,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再后来当过县团委书记、省民政厅处长、永康市委书记、省工商局局长、温州市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一路走来,今年初当选浙江省省长。
“浙江现在的情况跟过去不一样了,整个经济社会都在加速转型,我们要走得更稳、更远,调子也不能很高。现在大家都发展得很快,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惶恐。”李强对财新记者笑言。
浙江的经济发展长期走在全国前列。转型之际,李强不会觉得太轻松。
2013年1月,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强以代省长身份第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他说,浙江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等问题尚未根本改变,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和动力不足。
采访中,这位土生土长的浙江省省长屡屡提及故乡温州的重商文化。他认为,“民营、民富、民享”的民本经济始终是浙江最大的活力所在。
过去,浙江多以先行者、先富者的角色出现在全国,在市场、民企、土地等方面的改革先行先试,但近几年内外环境剧变,浙江遇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在温州,2011年危机之后,面临如何重振实体经济、如何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重大课题。温州的金融改革,能否实现真正的突破,更被外界看作未来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风向标。采访前后,浙江方面动作频频,连续推出新政策。就在11月22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有心人能看出其中力所能及的突破。
同一天,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一期项目获国家验收通过,即将封关运作。这是浙江继宁波梅山之后的第二个保税区。在2013年1月国务院批复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中提到,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建立舟山自由贸易园区,逐步建设舟山自由港区。
采访中,对于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发展、温州金改、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政府职能转变等诸多深涉浙江下一步发展大计的问题,李强一一正面回答;对于压力之下浙江致力于哪些新机会,亦是言无不尽。
采访是在周日,李强谈兴甚浓。原来说好面谈一小时;至我们告辞时,时钟已经比约定时间多走了半个小时。
民营经济:经济走向看企业家
“下一步浙江的民营经济怎么样,就要去看经济的主体--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是不是还很活跃,是不是依然很有创造力。
财新记者: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很看重,强调公有制和非公经济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民营经济的发展。浙江的民营经济一直走在前面,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浙商跑路”“产业空心化”等,你怎么看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
李强:你们很敏锐。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某些问题都很正常。大家近来特别关心浙江的民营经济,恐怕是从温州开始的。温州本来被大家视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模范生”可怎么一下子出现这个“跑路”了、那个资金链断裂了这些事?
部分民营企业“脱实向虚”,是因为赚到第一桶金或第二桶金之后,传统的实业没有很快找到好的转型升级路子,又经不起高回报的投机诱惑。前几年房地产形势一片大好,一些资金涌入非实体的领域。实事求是地说,这是阶段性的现象,也是短期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也是很难避免的成本,是重要的一课。看温州经济也好,看浙江经济也罢,首先要看经济的主力军由谁组成的,如果要问下一步浙江的民营经济怎么样,就要去看经济的主体--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们,是不是还很活跃,是不是依然还很有创造力。哪怕是他现在蛰伏一时,受到一些打击,但都不要过于担心,只要浙商精神还在,闯劲还在,我们就不怕。
大家都知道,浙江地下没有什么矿产资源,地上也没有大森林、黑土地。但是,浙江经济的成功是把浙江人自身变成了资源。我们经常讲,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浙江最值得珍惜的资源。新的资源观,最不能丢开的是人这种资源。你说马云创业时有什么资源?就是心底里有一股创业的冲劲,还有18个伙伴组成的团队。这是最珍贵的。有这个精气神在,什么也不怕。
尽管大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浙江民营经济总的态势还是好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激活了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天还是这片天,地还是这片地,很重要的就是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有机会有更大的作为。“春江水暖鸭先知”,浙商的“嗅觉”十分灵敏,只要有好的市场机遇,浙商就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
因此,看待温州民营经济也好、浙江民营经济也好,要有历史观,放大时空去看,短期内出现一些问题不能下结论,要在比较长的时间段去看整体趋势。就好像一个人这几天感冒了,就说这个人身体不好,这不科学、不客观吧?
财新记者:说到人的资源,我们就想请教,“浙商”这种资源,特别是温商,有什么特殊的企业家精神和才能呢?为什么现在全国创业主体,最多的就是浙商呢?
李强:说到创业精神,比较典型的是浙南、浙中地区的人,特别是温州人穷则思变,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经商闯天下。比如说,现在的温州人精神就是四种文化交融的结果,第一就是海洋文化,有冒险精神;二是山地文化,有吃苦精神;三是移民文化,比较团结,喜欢抱团做事;四是重商文化,温州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倡义利并重、通商惠工。浙商的生命力特别顽强,他本身就是在十分艰苦的环境里闯出来的,什么也不怕,哪里也敢闯,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一遇雨露就发芽,一见阳光就灿烂”。
不少浙商第一桶金是从擦皮鞋 弹棉花甚至承包公共厕所开始的,他们的商业价值观是“赚一厘钱也是光荣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赚钱是光荣的 不是可耻的;二是赚小钱也是光荣的。他们不怕辛苦,不怕利薄、不怕人家瞧不起。浙江人做纽扣、做吸管,一分一厘,就这样聚少成多、集腋成裘。像义乌有一个企业做饮料吸管,做到了全球最大,利润很丰厚。就是这种企业家精神,支撑着浙江民营经济蓬蓬勃勃地发展。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历史文化积淀,才使得浙江拥有最庞大的市场主体。
财新记者:实业为基、产业升级上,具体有什么规划?
李强:目前,我们全面推动以治水为突破口倒逼经济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四换三名”工程。
“三名”就是大力培育名企、名品、名家。
“四换”中,第一个“换”就是“腾笼换鸟”。以好的产业替代差的产业,包括产业间的结构调整,也包括产业内的改造提升。这个方面,既“抓大”也“活小”。一手抓大企业、大项目,提高产业集中度;一手抓做精做优中小企业,通过“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推动产业层次提升。
第二个“换”,是“机器换人”。看得见的是节约劳动力,应对“民工荒”,更重要的是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于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今年前三季度看,浙江专利授权量增长20%,企业技改投资增长34%,劳动生产率提高10%。我非常看重这几个数字,这说明我们的产业素质在加快提升。
第三个“换”是“空间换地”。土地、能源、环境容量是浙江发展的硬约束。我讲过一个理念,就是要把浙江全陆域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规划,进一步通过功能定位来优化空间布局,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既要细算需求账,又要倒算承载账,用更少的资源要素支撑城市、产业发展。通过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转型,提高单位要素产出率。对单个企业来说,可以通过建设多层厂房向空间要土地。
第四个“换”是“电商换市”。通过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创新商业模式让传统制造企业找到新市场,让传统市场找到新形态,让要素、产品等流动更通畅一些。2012年,浙江专业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达1.58万亿元,网络销售额达到1.3万亿元,都是全国首位。今年11月11日,仅支付宝交易额就超过350亿元。我们想把线上线下“两个市场大省”融合起来,打造成“一个市场强省”,把市场的控制力提升上去,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财新记者:实体经济发展应该有更好的平台。
李强:确实如此,浙江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都很大,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也不能再拼资源、拼消耗、拼环境、拼劳力了。这方面,大家都有了共识。需要把力量集中起来,从传统工业区的开发模式上跳出来,绝对不能“夹到碗里都是菜”。需要选择一些区位条件比较好、产业基础比较扎实、配套功能比较完善、有利于产城融合和高端要素集聚的区块重点搞一些产业集聚区,这是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平台。
全省现在搞了14个产业集聚区,我们要求每个集聚区集中力量抓好两三个技术领先、带动力强的主导产业,能够抓出成效、抓出名气,就不得了。不一味以规模大小为取舍,既要抓龙头型、基地型项目,又要抓专业化配套企业,通过龙头引领,带动龙身动起来、龙尾摆起来,还要把产业技术水平、企业研发能力抓好,使得产业立足在持续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深度开发上。
相信随着浙江不断放开民资进入的领域,不断打造产业集聚发展的新平台,不断深化金融改革,民营企业能在实体经济中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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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起步看温州
“关键不在于增加多少个金融机构,而是打通三条通道
财新记者:说到这里,就必然地和民间金融发展联系在一起了。现在大家还是很关心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是2012年3月启动的改革,现在进行得怎么样?最近我们注意到,浙江人大11月22日刚刚表决通过了《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
李强:这个条例是中国第一部民间借贷的地方法律,明年3月1日就正式生效了。
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创新与突破。温州金改启动一年多来,重点是解决“两多两难”问题,即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应该说,温州金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效。比如,创建了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发布了“温州指数”,促进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改制,温州银行增资扩股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已经成为民资进入的突破口;推出“幸福股份”产品,以股权形式让市民参与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创新抵质押担保方式,推出多元化动产抵押、货物抵押、未来收益权抵押等49个创新产品;推动民间融资规范化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温州企业融资成本已连续六个季度下降,民间融资综合利率连续八个月下降。总的来看,温州金改一步一步走过来,迈的步子比较扎实。
温州金改要取得更大的突破,光靠省里的资源配置和市里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尤其是政策性资源。不管怎么样,温州金改还得继续大胆探索,比如办民资银行、企业互保链化解等。
破解“投资难”和“融资难”的问题,就像人体的血液一样,需要疏通经脉,让血液流动起来,形成良性通畅的循环,这样机体才更健康。现在问题你们也都看到了,大量的民间资金供给与大量的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之间的通道没有很好地打透,很多“血管”不够通畅,“血液”难以输送到市场主体的细胞。这样民间资金就脱离了实体经济这个机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国务院把温州作为金融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就是希望温州在这方面能够探索出一条路来。
2012年以来,我们力求打通三条通道:第一条通道是让民间的小资本能够与大项目、大产业对接起来;第二条通道是让银行的大资本与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对接起来;第三条通道是最终实现民间资本、金融资本等各类资源与产业经济、实体经济对接起来。这三条通道打通了,我想“血脉就打通了,前面讲的“两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温州金改关键不在于增加多少个金融机构,而是打通通道,建好信用体系,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防范金融风险,真正实现三个对接。如果这三条路能够打通,我们可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财新记者:怎么实现这三个对接?
李强:浙江人的改革发展,从来就是既唱“国歌”,又唱“国际歌”。就是讲,什么时候都要考虑到风险、危机,要有忧患意识;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去闯,不等不靠。
我们希望温州金改可以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实际的路子来。总的来说,温州金改,我们是分几步走。第一步是我们自己能够突破的,或者说政策没有明令不能干的,可以大胆去闯一闯。
比如募集社会资本,推动民间小资本与大项目的对接。温州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向市民募集了15亿元。这种尝试与突破很有意义。当然,我们也会慎重一些,风险上控制好一些。
财新记者:民间金融大量以民间借贷的形态存在,此前确实出过不少问题,要发展民间金融,规范是绕不过去的。
李强: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步。温州金改当中还涉及制度的规范。过去没有规范的,比如民间借贷,这次我们规范起来了,就是《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出台。
其实。民间借贷在温州,不是这些年才有的,据说早在明朝就有了。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民间信用文化。过去温州人在亲朋好友圈子里借钱办事或者办企业,是从来不打借条的,也不问利息多少,规矩都是约定俗成的,双方高度讲信誉。这几年,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民间借贷出了一些问题,大家比较关注。这背后,其实是一些先富起来的温州人看到了房产、矿产等行业能快速获利,民间借贷进入了高风险投资领域,雪球越滚越大,过度高杠杆,一旦经济出现波动,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我们谋划了很长一段时间,起草了规范温州民间借贷的地方性法规。之前,地方从来没有对民间金融立法。这个条例就最高利率、借贷双方责任等关键问题作出了规范,也对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集合资金等民间融资行为提出了规范性要求,为的就是要改变以往民间借贷无法可依的局面。当然,温州的金改光靠地方探索是不够的,还得靠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
从全省来看,我们的金融改革不局限在温州。今年开始,我们在温州之外的台州、丽水、义乌等地进行了不同层面 不同类型的金融改革,力求在打通上述三条通道上做些探索。台州的金融改革,主要针对中小微企业,提升金融服务。丽水搞了以林权抵押贷款为主的农村金融改革。义乌围绕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探索贸易金融新模式,推动人民币跨境业务、外汇管理和民间资本管理创新,让贸易金融服务更便利化。
这些盆景,逐步培育起来,未来会成为一道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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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期盼:舟山版升级
“我们想做浙江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区,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形成一个特色发展、优势互补的关系”
财新记者:浙江正在争取在舟山设立自由贸易区,进展如何?
李强:很感谢你们关心舟山。今年1月国务院批复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中就提到“条件成熟时,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园区,逐步建设自由港区”。我们在努力推进,一直没有声张。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是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之后的第四个新区。国家允许舟山群岛新区先行先试,其中的一个方向就是要逐步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区。
上海自贸区搞起来,对浙江是一个利好。第一,我们毗邻上海。上海自贸区一定会带动周边省份的对外开放。第二,上海自贸区分为四个片区,其中洋山保税港区就在浙江舟山的土地上。
从整个浙江省地域形态来看,从嘉兴沿海、杭州湾到宁波、台州、温州沿海,构成了一条外凸的弧线,其中凸出点是舟山,这是大开放的前沿,也是发展海洋经济这个新增长点的主阵地。
舟山处于中国南北沿海航线与长江水道的交汇处,为远东国际航线的要冲,是长三角对外开放的海上门户和通道,与亚太新兴港口城市呈扇形辐射的态势,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舟山的岛屿数第一,海岸线第一,尤其是深水岸线第一。近几年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发展,货物吞吐量2012年突破了7亿吨,连续四年居全球海港首位。
舟山群岛新区发展国际港口物流产业的优势特别明显,如果这个地方搞以大宗商品贸易为核心、高端海洋产业为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区,就能与上海自贸区错位发展,形成互补,带动整个长三角对外开放。而且,我们还把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作为支点,撬动整个浙中、浙西南地区扩大开放。如果从义乌到宁波-舟山画一条直线,搭在全省沿海的弧线上,就形成了浙江向太平洋的开放之势,形如弯弓射箭向大海,这是陆海联动,纵贯全省的新格局,是浙江人从钱塘江弄潮转向大平洋弄潮的新图景。
财新记者:在舟山建自贸区到底有什么独特优势?
李强:舟山和上海不完全一样。舟山是海岛,划出来就是关外,采取境内关外的监管方式比较方便。
舟山建设自贸港区,有利于大宗物资的储运和供给、加快发展高端海洋产业。舟山本身就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舟山设立自贸港区有利于拓展上海自贸区试验范围和领域,互为呼应,丰富功能,增强对外开放合力。因此,在舟山群岛新区搞自贸港区优势是得天独厚的。一是区位优势明显、辐射范围广。舟山群岛新区背靠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有大小岛屿1390个;舟山港域深水岸线达280公里,占全国的18%,中国通往世界的7条主要国际航道有6条途经舟山,是建设大型深水码头泊位的最佳选址,辐射范围涵盖整个长江流域和中国南北海岸线。二是便于监管、高效运作。舟山群岛四面环海,既有海上天然屏障与大陆自然隔离,又有跨海大桥与大陆相连,便于自贸港区有效监管、高效运作。且其经营、管理成本相对较低。三是风险可控、方便拓展。舟山群岛人口、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相对其他地区,建设自贸港区风险较小、易于掌控。
舟山最重要的一个特色是可以推进大宗商品为主的贸易便利化,多年来已形成了大宗货物贸易的一个集散地,如油品、铁矿石、粮食、煤炭等。我们要健全大宗商品现代贸易体系,打造我国主要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的一期项目在11月22日已经通过国家验收了,就在舟山的本岛,先在这个基础上起步。我们的设想,努力做好浙江特色的自贸港区,与上海自贸区形成一个特色发展、优势互补的关系。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厘清政府权力
“将来,每一个部门的权力,即便是有来源的,也要评估适应不适应当前的情况。不应该有的、不适应的权利,就要努力改”
财新记者:浙江新一轮改革是如何启动的?
李强:今年1月,新一届省政府成立后,我就说,改革是贯穿始终的头等大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突破口。
通过审批制度改革,横向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纵向撬动政府自身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改革肯定能够激发市场、民间的活力。现在企业的身上套了太多的条条框框,抑制甚至扼杀了他们的创业创新激情。今年以来,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了46%,但这还不够。
浙江在进行的审批制度改革,是确立负面清单式的管理模式,这里面还有很多法律问题有待解决。比如我们原来老在纠结,减了多少项,幅度是多少,现在看来只讲减少数量和幅度意义不大,关键是要弄清楚你保留了几项?法律依据是什么?即便是有法律依据,它在当下有没有保留的必要和意义?厘清之后,那么除了这些需要审批,其他就不需要审批,这就是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符合法治精神,我们就继续改革。省一级层面能解决的,我们就主动放权,需要更高层面解决的,我们就向上报告。
这个“负面清单”,对审批制度改革来讲,其实就是部门权力清单。要明确每个行政部门到底有哪些权力,这些权力谁给你的,这些权力怎么样让它更加规范,更加有限,更加有效。
三年前,我就在富阳市做过一个课题,搞部门权力调查研究。当时把富阳市政府及各部门的行政权力彻底清算了一遍,结果发现一共有7000多项权力。现在看来,必须砍掉相当大一部分。将来每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即便是有来源的,也要评估适应不适应当前的情况。不应该有的,不适应的权利,就要努力改。源头在哪里,我们就向哪里报告。这恐怕就是今后我们的政府,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从保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重要举措。
财新记者:从整个省域来说,改革的载体如何确定?
李强:浙江新一轮改革,大体上分三个层面。首先是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构成的“四大国家战略举措”,国家给了先行先试的政策,这些是“灯光舞台”,可以做很多探索性的文章,试点突破对面上的意义非常大。
第二个层面是以设区市为单位的改革深化。比如杭州自主创新示范区、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宁波对外开放综合配套改革、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改革试点;等等。
第三个层面是一批以县域为单位的特色改革,基本上是今年点燃的“新炉子”比如,在柯桥区开展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在海宁市搞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试点,按照亩产论英雄的理念,创新土地、能源、水资源、环境容量等配置机制,目前已初见成效。下一步省政府还将在平湖市搞产业结构调整机制改革试点:在德清县搞城乡体制改革试点;在开化县谋划生态功能区建设试点。这些试点需要借助基层的首创精神,不惜试错,实现突破后,在全省推开。
公私关系:放松管制
“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社会自治之手,三只手都要给力,才能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
财新记者: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增长了25%,而浙江增长了67%,增幅非常大。为什么?
李强:目前浙江全省的企业有105万家,加上个体户,共有370多万市场主体。也就是说,每15个浙江人就有一个市场主体。今年前十个月浙江新增企业数超过16万家。一个重要因素是,年初我们推行了8项商事登记便民措施。前阵子,我到绍兴市行政服务中心调研,那里企业注册2天就可以办好。三中全会之后,义乌市已经明确要求,内资企业注册只需2天,外资企业只需3天。我想,市场要活,首先主体要多。主体多了,竞争会更加充分,活力就更强了。所以,要开闸放水,降低门槛,放宽准入,扶持微小,放活市场。
财新记者:民营企业渴望进入一些以往准入比较紧的领域,如基础设施、能源、通信产业等。浙江对进一步开放准入有什么打算?
李强:放开搞活,对民营企业是机会,对一个行业的发展也是机会。这是一箭双雕的事。你说的这些行业都是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渴望进入的行业。按理说应当“非禁即入”、但实际上还面临很多资格、资质、标准等隐性壁垒,大大增加了企业进入的成本。三中全会提出要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非常及时。要放活市场,给市场主体以平等的地位,就必须打破各种“天花板”“玻璃门”。
我们现在的做法,要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让企业对清单外的领域自由进入,还要对一些领域进一步开放。这方面,温州较早探索了民资办学办医。民资办学办医要有回报,还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现在温州民办非企业法人学校可改制成企业法人,民办医疗机构的住房公积金、融资等政策也明确了。温州首批100所民办学校分类登记顺利完成,已签约了社会办医项目29个,引进社会办医资本70多亿元。还有很多公共服务项目,也可以向市场开放,由政府购买服务来解决。再就是清理资格资质等前置条件,该废除的废除,该规范的规范。这些我们都在改革探索,只要有了比较成熟的做法,就在全省推开。
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对浙江来讲,现在既是发展的转型期、矛盾的凸显期,更是改革的攻坚期。这个转型,既包括经济转型,也包括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就是说,我们不光要让市场更有活力。还要让社会更有活力、政府更有活力;不光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决定性作用,还要让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更加有效,使社会这只“自治之手”更加完善。总之,这三只手都要给力,才能推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财新记者:民营经济进入公共服务,这在浙江是走得比较稳的。
李强:从发达国家看,公共服务是要分分类的,有的是政府直接供给,有的是面向市场放开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供给。政府应该保基本、保基础,基本的公共服务应该要兜底,但更多的公共服务,能够市场解决的,应该让民间力量介入。
政府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公共服务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要善于让民间的力量来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用民间的资本和智慧来破解民生难题,这是我们的思路。
所以。今年省政府特别就此出台了一个文件,开了一次大会,就是鼓励民营资本办医办学。民办的医院和学校,要充分让市场决定收费价格,让老百姓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
公立医院、公立学校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定要保障好。我们现在鼓励公立医院包括学校与民间资本结合,让更多元化的力量能够聚合。
财新记者:都说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得益于政府无为而治,管得相对少。好像这些年政府管得多了以后,民营经济反而有很多困难。你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和政府的关系呢?
李强:我认为这不能叫无为而治,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要把握好为”的尺度和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个体户、民营企业、专业市场等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都是新事物,所以我们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比较放手,这几年,有时候觉得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变成“闲不住的手”了,这和机构太庞大有关系。政府机构不光庞大,分割得又比较细,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管得比较多,反而捆住了市场主体的手脚。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核心,我们着重强调政府机构改革,这也是中央的要求。
财新记者:你认为现在政府的角色应该如何变化?
李强:我们觉得,不能让“看得见的手”变成“闲不住的手”,不能让小政府变成无所不包的“大管家”。我们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参与和干预,让政府的手归位,让闲不住的手收起来,让伸得过长的手收回来,干好该干的事。在我看来,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来说有三条:一是有限,二是有为,三是有效。“有限”,指的是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不是无所不包的万能政府,职能边界是有限的,权力也是有限的。“有为”指的是政府是经济运行的调控者,是市场经济的监管者,是社会稳定的护航者,这些事都要有所作为。最后一个是“有效”,政府办事要讲适销对路,提供的公共服务要对市场、对企业、对老百姓的路,还要讲效率。全面深化改革,把制度活力转化为市场活力、社会活力,需要政府更有活力,这要从政府自身改革做起,做到有限、有为、有效。明年,从大的方面说,浙江省政府要做的事主要有四件:抓改革、促转型、治环境、惠民生。
改革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惠民。我觉得,浙江的改革发展必须守住“百姓增收、生态良好、社会平安”三条底线。百姓富裕是浙江的优势,也是创业创新的基础,不管怎么改革,怎么发展,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不断提高,要继续保持全国领先。不管怎么改革、怎么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治安不能恶化,只能好转。守住这三条底线,全面深化改革,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浙江就能继续走在改革发展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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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2 20:50:4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14年第48期,原题为:浙江省长李强的加减法|特稿精选

文|财新周刊 汪苏 张进
初冬,富春江烟波浩渺,缓缓东去。距离江边5分钟路程,是富阳市政府所在地。自富阳市成为浙江省首个县级政府权力清单试点以来,这里成了方方面面考察调研的对象。
3月7日,富阳市在其政务网上晒出浙江省首份县级权力清单。其原始行政权力从2008年的7800多项削减到4825项,常用行政权力从2500多项削减到1574项。清单并详细列出了每项权力的法律依据。
富阳市方面还向省里递交了自己无权决定的、建议省里作出调整以及建议修法的事项。“省里说大胆提,提错没关系。”富阳市法制办副主任来建良告诉财新记者。
在此次权力清单制定中,来建良担任“规范权力运行组”组长。他说,“改革永远在路上。”
“权力清单”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概念。新一届中央政府上任以来,力推政府自身改革,意图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并以此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
三中全会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即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三中全会结束第二天,省长李强便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布置权力清单工作。
浙江一直是公认的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李强却向财新记者直言,浙江虽然民营经济比重高,但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行政审批仍然在要素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能否形成新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对于浙江能否再造市场优势、民间优势,非常关键。
浙江省级部门权力清单启动半年后,行政权力从1.2333万项压缩到4236项,削减幅度达三分之二,直接行使的权力则限制在1973项。
在总结省级部门和富阳市经验后,权力清单在全省推开。至今年10月份,县市两级权力清单全部完成。
意识到改革不能单兵突进,浙江又在部署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这三张清单重在给政府“减权减钱”,“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加法”。
今年7月,浙江又针对“不作为”问题,部署“责任清单”制度。为解决职责交叉、边界不清问题,不少县市还做了“大部制”探索。
与此同时,浙江还推出了政务服务网,作为监督权力运作和集成政府服务的平台。
“四张清单一张网”,将审批制度改革与行政权力整体改革紧密结合,勾勒出浙江推进政府自身改革的基本框架。
权力清单如何落地
2012年底,时年53岁的李强就任浙江省省长后,首先拿政府自己开刀,抓审批制度改革,解决政府管得过多的问题。省级行政许可事项从706项减少到424项,减少了40%;非行政许可事项从560项减少到96项,减少了83%;非行政许可审批实施机关从57个减少到了30个,减少了47%。
不过,后来李强自己对单一地削减审批进行了反思。
“我们发现思路需要调整。”李强说,审批制度改革错综复杂,无论你要求减30%还是70%,部门拿出来的往往是次要的审批事项。即便命令削减的,也会通过备案制、承诺制等多种形式复辟回去。“几轮下来,审批事项削减的数字很漂亮,但企业和基层基本没感觉。”
李强意识到,只有把审批制度改革与行政权力整体改革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果。三中全会提出权力清单概念后,李强找到了方向。他要求省级部门在一个月之内,将部门权力梳理清楚。
2013年11月20日,牵头单位浙江省编委办很快发出通知,明确具体要求和工作机制。不过,对于怎么理解和落实权力清单,在浙江还是引起一番争论。
“对于权力清单,有的人认为以前也搞过,有的人认为是全新的。”浙江省编委办主任鞠建林告诉财新记者,像浙江富阳以前也搞过权力事项梳理,但当时主要是搞阳光政府。这次则是放在了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边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下操作。“不仅仅是一个晒的概念”。
浙江省编委办全员进入制定权力清单模式。50多位工作人员被分成七个小组,分别对口全部57家省级政府部门。省委编委办将行政权力细分为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奖励、财政专项资金分配监管、年检、备案、其他等15类,要求各省级部门分门别类进行梳理,搞清楚实施依据是什么,并梳理工作流程。
在此基础上,由各部门按照中央精神结合部门实际自己提出意见:哪些事项可以取消、转移、下放;哪些职责需要加强。省编委办并要求,对于需要国家层面调整的事项,也要进行梳理,由编委办统一汇总后向省里或中央汇报。
“不清理还好,一清出来吓一跳:总共有1.2333万项权力,远远超过原来的预计。企业法人和老百姓办事怎么会不麻烦呢?”李强说。
接下来是大力精简。浙江定下原则:第一,政府的权力来自于法律授予,没有法律依据的权力立即取消;第二,对基层地方政府自我管理更方便、更有效的权力,一律下放;第三,尽管有法律依据,但是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权力,一律要严管。浙江还明确,法律依据严格限定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政府部门文件不在此范围内。
比如,原先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的申请人在申请许可前,必须先向省级投资主管部门提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确认”的申请。经过核实,这项权力仅由部门规范性文件——《关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工作中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质检监联(2006)632号)确认,属于部门自授权力,予以取消。
作为这项改革落地的重要执行人,鞠建林表示,“改革要系统谋划,工作上则要讲究方式方法”。他告诉财新记者,浙江设计出一套既有利于化解矛盾又有利于权力清单科学制定的工作机制。
首先是部门“自己提”。在此基础上,则要“大家评”。李强告诉财新记者,并不是说省政府想削就削。浙江组织了专家学者作为咨询小组出谋划策;还让退下来的、有比较丰富经验的老同志作为第三方去评估,并征求了市县的意见。此外,还要“有关部门审”。省编委办会同监察厅、法制办、政府研究室等部门进行审核,并将各方意见反馈给部门。用了半年时间,进行了“三报三审”,反复沟通磨合,终于将省级部门权力清单确定下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去浙江调研后,颇为赞赏。他告诉财新记者,认为第三方机制可以在全国推广,“中央部委没有这么搞,自己定就存在放权不够的问题。”
改革难在上下衔接和利益协调
但在转型期,强调“职权法定”的权力清单,面临尴尬。
“有一些我们想管的没有法律依据,我们认为计划经济色彩严重、不符合改革需求的,却是法律让我们管的。”来建良告诉财新记者。
他举例说,民间金融,国家未开闸,富阳也不是试点地区,但是民间金融市场一直存在。富阳市也成立了金融办进行监管。而财新记者查阅富阳市权力清单发现,金融办没有出现在部门列表中。
又比如,富阳市在向省里提交的建议报告中提出,《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国土部门和乡镇(街道)对设施农用地的审核管理等一系列监管职能,但未出台相应法规或规章。这项职能有现实需要,从依法行政角度,缺乏规章以上的法律依据。
不过,省编委办在7月发布的权力清单制定指南中,对这类情况提出了指导意见:对于确实需保留的,按照法定程序,提请立法设立行政许可或其他管理措施。
然而,一些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权力却不符合改革的要求。浙江省编委办在前述指南中便举社会组织登记为例。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组织登记必须前置审批,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这显然已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
李强认为,法律上有规定的比较难减。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一种是省内立法规定以及政府规章规定的。“政府规章我们好办,重新修改规章。”李强称,浙江已先后两次提起省人大修法,涉及20个法律条款。省人大非常支持,进行了修改。还有一部分是要向中央汇报的,就提请全国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修改。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在总结此轮审批制度改革时说,地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遇到了“天花板”。目前地方政府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大多数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设定,由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地方无权自行取消;对国务院部门规章、文件自行设定的行政审批,地方本可依法不予执行,但因多方面因素制约,还得照办。
最后,浙江找到了一种折中的方法,法律法规暂时改不了的,将某种权力或者某种制度先暂时冻结,列为非常用权力,启用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申请。“没有权力废除,但可以管得更严一些。”李强称。
利益的碰撞也不可避免。鞠建林告诉财新记者,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厅长想得通,处长想不通。一位参与权力清单制定的编委办人员告诉财新记者,“也存在部门倾向于放虚不放实的问题,我们也做了一些妥协。”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沈建明则称,“起步比预想的要好,但进展比预想的要慢。”
在与权力清单相关的另一张“钱”的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制定中,利益碰撞充分体现。
建立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是浙江自己提出来的,于去年12月20日启动。按照设计初衷,这份清单就是针对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事项过多、过散、使用绩效不高等问题,按照中央加快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的要求,对各部门的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事项进行清理、整合和归并。“实际上就干一件事,省级部门不再分钱。”沈建明称。
有参与改革设计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许多政府部门不仅忙于审批,而且热衷于“分钱分物”,许多财政专项资金由省级部门直接分到企业乃至农户、个体户。一些握有大量财政资金的部门处室天天门庭若市,“县长来都不给好脸色看,市长来也不叫他坐一下。”
然而,省级部门分钱分物,分给你有依据,分给他也有政策。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企业,就专门有这么一个跑省级机关的人员。这样下去要出事。浙江下决心在全国率先建立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制度。
省政府明确提出,省级政府部门一般不再直接向企业分配和拨付资金,不再直接向企业收取行政事业费。
“这‘两个不再’,当时确实有些阻力,经过统一思想,写进了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李强介绍,今年,省财政厅约束了70%原来的专项资金,改为分到地市去,由地市来掌握。省级部门管规定、管使用,而且要用信息化手段来管理拿到政府钱的企业,“这才是精准的管理”。
沈建明表示,专项资金改革也存在“天花板”问题。竞争性领域专项资金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对企业不公平,但不少国家专项还没有取消,省里不配套就拿不到国家的钱。
“现在一些部门就拿这个当‘挡箭牌’”。沈建明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央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不然省里就干不下去了”。不过,沈建明也表示,起步比进展重要,“现在至少大家明白,权力是可以削减的。”
也有浙江改革的观察者担心,浙江权力清单操作模式仍然是政府主导,“今天给自己减,明天也可以给自己加。”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认为,政府拿出清单后,应该提交地方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也有人认为,这份清理后保留下来的权力清单本身都应该有法律依据,不需要再报人大审议。
“负面清单”与“零审批”
第三张清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也同时启动,目前浙江已在舟山市、柯桥区、海宁市、嘉善县开始试点。
中国自2004年开始推行新一轮投资体制改革,不过推进十分有限。当时政府出台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明确目录之外的投资由审批改为备案。随后近十年的时间,这一目录一直没有得到修订更新。
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府两次修订目录,取消或下放了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通用机场等重要项目审批权。
浙江也相应制定了《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2014年本)》,以后每年都将更新一个版本,并更进一步,探索对“负面清单”以外内容,实行“零审批”。不仅不进行投资审批,还试点将其他审批也取消,“先建后验”,改事前审批为事后、事中监管。
位于海宁的浙江敦奴联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敦奴)文化园项目是浙江省第一个试点“零审批”的项目。这是一个浙商回归项目,根据经济和环境等综合评价,敦奴被评为“A+类重点扶持类企业”,拿到了198亩用地指标。考虑到品牌已打出,在上海用地问题难以解决,敦奴决定把总部从上海迁回。
海宁市发改局副局长许明华告诉财新记者,所谓“零审批”,是企业获得土地后,不再跑部门办规划、环评等各种审批,而由政府部门“进场”为企业服务,制定标准和要求。企业则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承诺,在相关部门备案并进行公示后,由企业自主开展设计评审等。项目开工前,各相关部门会对设计、报告等进行联合审查,项目竣工后再进行综合验收。
去年12月27日,敦奴申请启动“零审批”程序,10天内,完成了部门制定承诺标准、企业进行承诺,公示七天三个环节。两个月时间,项目便正式开工建设。以往,这个过程要耗时半年。
“市政府我们从来不去的,因为不需要。”敦奴的副总经理王浙峰告诉财新记者。
截至6月底,浙江累计有79个投资项目进入“先建后验”流程。不过,这项改革也碰到“天花板”。“零审批”只能从获取土地之后算起。
中国在新增建设用地领域实行一套严格的指标化管理、层层下发、按项目报批的计划模式。这意味着企业无法在审批程序外获得建设用地。“不再审批”目前局限于设计、评审和施工环节。
责任清单:“法定职责必须为”
权力清单之后,李强发现,有的部门和处室权力少了,消极怠工的情况出现了。他又提出要做责任清单,解决“懒政”问题。“法定职责必须为,不为就是失职失责。”
今年7月,浙江开始部署省级部门的责任清单。责任清单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很多审批权下放后,部门原来的事前审批变成事中、事后的监管问题,这要作为责任清单定下去;第二,更重要的是,“还要提供公共服务”。
有的部门跟省里反映,不再审批了就不知道怎么监管了。鞠建林称,事中、事后管理,法律法规授权都有,“但大家不习惯用,武功都废了”。不过,也不能乱用,乱用同样会对市场主体造成损害。针对此,8月,浙江在布置责任清单编制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法律法规规章、部门“三定方案”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规范性文件,可作为依据。上级业务部门文件和领导讲话、上级交办的临时性事项、阶段性任务和部门规范性文件,则不作为依据。
浙江又出台《部门责任清单编制说明》,进行详细指导,甚至包括职责用语规范,“部门有决定权的事项,可用‘制定’。部门草拟但不具有决定权的事项,可用‘拟定’”等等。
今年10月,浙江省级部门责任清单全部公布,涉及部门43个,主要职责543项,细化具体工作事项3941项;涉及多个部门职责划分的事项165项;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555个;公共服务事项405项。市县各部门的责任清单也将于今年12月底公布。
沈建明告诉财新记者,现在浙江还处于“减权减钱”阶段,还没有真正进入到“减人”阶段。以后,该减的地方要减,该加强的地方要加强。
著名法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认为,在社会与政府此消彼长、互相调整关系的过程中,加强事中、事后的监控和救济中,应更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只有在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能够充分发挥功能的地方,市场才能避免“国家性权力”与“社会性权力”的双重干扰。
大部制地方先行
在做责任清单的过程中,浙江又发现,部门之间职能的边界很多是不清楚的。“一件事你也可以管,他也可以管,或者一个法规,你可以这样解释,他可以那样解释。”省政府意识到,要进一步推进机构调整。
十八大之后,国家层面进行了又一轮大部制改革。不过,这被学者们认为只能算“微调”,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操作性上也存在一定问题。
比如,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鞠建林看来,地方实际很难按部委模式操作,存在“人不够”问题。相对应的,浙江省原来食药有5000人,工商有1.5万人,但把工商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划转,划不过来多少人。
考虑到和中央政府对接,浙江省级部门仍然按照中央方案在做机构调整。县市则展开更大步的探索。
舟山市为打造国家舟山群岛新区所做的机构调整颇具代表性。
舟山市将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监管三局合一,又加入原卫生部门餐饮、保健品、化妆品监管职责,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形成“大市场”监管。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原来是分段监管,现在是一段管理,除了地头(农产品)、船头(渔产品),进入消费环节后,一直到进入餐饮部门,都是由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家来管。
“从政府的监管责任来看,就落在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你再推也没有地方去推,只能自己去想办法。”这位官员表示,这样就把“外部协调变为内部协同”。
上述官员告诉财新记者,现在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进行了内部整合,实现了“一套资料,一个窗口,一次审批,一次发证”,执法人员还统一了服装。“四套程序、六套文书”已整合成“一套程序、一套文书、一个主体、一个标准”。
目前,三个局原先的职能已经被打破,实现了54%交叉,“比如原来工商的,被任命到管质监去了。”通过“三队并一队”,基层综合执法能力也得到加强。不过,内部仍需要继续磨合。
“天花板”、上下不联动问题也困扰着地方机构整合。舟山市反映,在市场监管方面,省级三局仍然独立运作,尤其是在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转移后,省工商、质监部门会更加集中精力抓好现有职能的拓展和深化。
“上级重在抓深化,基层重在抓整合,两种不同的工作思维和工作步调,会引发一系列复杂多变的问题和困难。”有基层干部还表示,“有的部门就不愿意把钱分下来了”。
“大海洋”是舟山自己的探索。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官员唐伟平告诉财新记者,原来是“五龙闹海”,海洋与渔业局、海事局、海警局等在海上有执法权,文化局也有海底文物保护职能,“但文化局没有船,怎么保护啊。他们虽然有这个职责,但实际上是缺位的。国土也是一样。”
他说,海上执法,行政成本太高,一艘海监船需要5000多万元,一个小时的航行成本就在好几万元。所以,“大海洋”首先解决了部门职责缺位问题;其次,执法成本也大大降低,好处很多。
唐伟平认为,“大海洋”还解决了部门相互扯皮的问题。比如挖沙,海洋局有海域使用问题,国土局有矿产资源开采问题,往往还牵涉到航道安全,协调起来难度大。
2013年8月起,舟山市组建成立海洋行政执法局,与市海洋与渔业局合署办公,由市海洋行政执法局统一行使海洋行政执法权。在市海洋与渔业局管理的海监、渔政执法职能基础上,将市政府下属的国土、港航、水利水务、文广新闻等部门的涉海行政执法职能进行整合,进行联合执法。
唐伟平告诉财新记者,现在“大海洋”还处于准备阶段,下一步要把相关职能划转到海洋行政执法局。由于涉及一些部门垂直管理问题,海洋管理的机构整合更为困难。比如,海事局是交通部直属的垂直部门,又是最主要的海事执法力量之一,整合进来很困难。
鞠建林希望,对于地方机构改革,中央部门能够更加宽容。“既然中央允许地方探索,必然面临上下不对口问题,国家各部门应该站在中央决策立场上,给予更多理解和支持。”
李强对财新记者说:“浙江是靠吃改革饭发展起来的。”浙江曾在“放”上敢为天下先。如今,浙江曾经长期领先全国的三大动力即民营企业、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浙江开出的药方是继续深化改革。
李强说,“我们最缺的是一种激发民间活力的制度。浙江人民勤劳能干,我们要好好抓改革,真正激发市场与民间的新活力。”



来源: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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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2 20:52:45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强谈浙江改革|特稿精选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刺激’。现在中国最缺的是激发民间创业创新活力的制度供给。浙江要以制度驱动创新,以创新引领发展,这应该是符合浙江实际的改革发展逻辑。”

  文 | 张进 汪苏

在赴浙江各市县调研前,2014年11月17日中午,财新记者专访了浙江省省长李强。
李强是浙江新一轮改革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之一。今年55岁,以低调、务实著称。他经历丰富,当过工人,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政后,历任团县委书记、浙江省省民政厅处长、永康市委书记、浙江省工商局局长、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委秘书长、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2013年初当选浙江省省长。
财新记者:浙江自觉改革的意识一直很强,动力来自哪里?
李强:浙江是公认的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民营经济比重高,但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行政审批仍在要素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浙江人民勤劳能干,改革的内生动力从来都很大。可是目前,激励民间活力的制度供给仍然不足。这一两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在整体大环境下,浙江经济曾经长期领先全国的三大动力,即民营企业、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经济转型升级压力颇大。浙江过去靠改革,今后继续走在前列,百姓日子要过得更好,还得靠改革。这就是浙江改革的动力来源。



李强往事:深化改革的浙江样本|特稿精选

浙江改革已形成完整框架:通过限制政府权力,重塑政府和市场边界;通过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民财产权,调整城乡关系;通过全省空间整体布局,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调节地区关系以及经济与环境关系


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麓,有一个村庄叫五四村,因设立于1954年而得名。全村有耕地1800余亩,1527人。近年来,这个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型。2014年11月下旬,财新记者到这里采访调研。

在村委会简单了解情况后,村支部书记孙国文领我们参观村陈列室。一进门,豁然看到一个布置:一丛丛鲜花簇拥着15个白色小圆盘,围着一个大圆盘。每个白色的圆盘上刻着很多红字。走近细看,分别是16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

孙书记告诉财新记者,这是他的创意。他说,从1982年开始,中央总共出了16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这是农村巨变的源头。

财新记者指着中间那个最大的圆盘问:“为什么把这个‘一号文件’放正中间?”孙书记答:“这是2006年发的第七个‘一号文件’,第一次说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流转。我们五四村就是靠土地流转发展起来的,所以我最突出它。”

他又带我们看了村里的农家别墅。他说,土地流转最大的好处是带来了劳动力转移。村里700余名劳动力已经100%转移为产业工人,其中有150人左右被来五四村流转土地的经营者雇用。村民年人均纯收入已经从流转前的10000余元增至现在的21580元。

德清的五四村只是财新记者在浙江调研深化改革的一站。财新记者之所以选点浙江研究改革,是因为浙江长期在深化改革问题上敢为天下先。用浙江省省长李强的话说,“浙江是靠改革发展起来的,改革对浙江来说是“生死结”,新一轮的发展依然要靠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浙江改革初步形成完整框架:从政府改革入手,解决政府乱作为、不作为问题,并通过要素配置改革,重塑政府和市场边界;通过农村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权“三权”改革,以及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盘活农民财产权,调整城乡关系;通过全省空间整体布局,设立不同的功能区,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调节地区关系以及经济与环境关系。

浙江发展靠改革,外界也在看浙江。
……
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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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2 20:58:12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强浙江往事:改革是贯穿始终的头等大事


来源:时代周报 发布时间:2016年07月12日 11:02 作者:刘科


  7月1日,李强履新江苏省委书记的第二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日。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苏描绘的‘强富美高’建设蓝图化为现实,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上。”在当天下午江苏省委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李强说道。这是继6月30日发表任职感言后,李强履新江苏的第二次公开讲话。

  赴江苏任职前,李强从未离开过家乡省份任职。李强在浙江工作的这40年,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历程。

  采访中,曾和李强有过工作接触的浙江本地官员对时代周报记者表述对李强的个人印象:亲和力强、思路清晰,视野开阔、勤勉务实,富有改革创新精神。

  自改革开放以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对比,已经成为江浙两地比肩竞争的缩影,几十年来都呈现出你追我赶之势。就经济规模而言,浙江一直将江苏视作标杆;就民营经济的活力而言,江苏亦艳羡浙江。

  从浙江到江苏,李强履新后的施政理念如何?一位长三角政情观察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浙江发展民营经济的经验,对江苏很有借鉴意义,“不出意料的话,李强在江苏经济领域的施政,将会以改革为特色,以平稳为基调,这不仅符合中央要求和江苏当前的发展形势,也符合其性格特点”。

  最年轻的温州市委书记无论是在个人情感上还是工作经历上,故乡温州对于李强而言,都具有别样的分量—按他自己的说法,“温州是我的故乡,我在那儿学习生活到19岁”。

  1959年7月,李强出生于温州瑞安,1976年17岁时即参加工作,先后就职于瑞安县马屿区机电排灌站、瑞安县工具三厂。1978年,得益于高考制度的恢复,李强成功考上大学,迎来了人生重要的转折点。1982年毕业后,他未从事专业工作而是选择到当时的区委(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工作。

  此后,李强历任浙江省民政厅农村救济处副处长,省民政厅农村救济处处长,省民政厅救灾救济处处长,省民政厅党组成员、人事处处长,省民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金华市委常委、永康市委书记,金华市金华市委常委、永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党组成员等职务。

  2000年,41岁的李强升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长,成为正厅级干部。两年后,出任温州市委书记。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本营,市场经济的风向标。作为浙江省的三大中心城市之一,自1981年合并建市以来的12任温州市委书记中,先后至少有六任是由省委常委或副省长高配担任的,近几任均为高配。

  这应与全国各地复制、应用温州模式的需求有关。温州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改革的试验田,一个可供佐证的数据是,据2016年温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披露,这几年,温州的国家级改革试点已达36个。

  近10多年来,温州约每三年更换一次市委书记,绝大多数为浙江本土干部,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2002年,李强上任时,仅43岁,由此成为温州建市30多年来最年轻的一位市委书记—这一纪录保持至今。

  主政温州期间,李强力求推进公正、宽松的发展环境,他曾对媒体说:“温州是吃改革饭发展起来的,温州的改革不能丢。”宽松的市场环境,客观上促进了温州行业商会的崛起。这几年,温州行业商会以“民间力量代言人”的姿态逐步浮出水面,成为社会自治的建设性力量,而政府在行政干预上有意识地退出,催生并激发了民间活力—地方政府的权力体制与民间的市场力量逐渐合拍。

  在李强的职业版图中,温州的位置举足轻重。

  任职浙江省长后,李强曾在三年内先后五次赴温州调研。故乡温州的重商文化,一直影响着李强。这也反映在他的执政理念中,“民营、民富、民享”的民本经济始终是浙江最大的活力所在。

  近年,由于民间借贷危机引发的一系列效应,加之实体经济不振、产业结构升级滞后,温州经济遭遇瓶颈。在2015年9月赴温州的调研中,李强提出了四个问题:“温州发展的优势和瓶颈在哪里?如何进一步明确城市定位?产业发展的重点是什么?如何突出制度供给,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这成为一份温州现任主政者需要作答的试卷。

  推出浙江版“权力清单”主政温州两年半后,2004年底,李强出任浙江省委秘书长。一年后,李强进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领导的常委班子。

  在省委秘书长岗位上,李强工作逾六年,先后历经习近平、赵洪祝两任时任省委书记。

  进入2011年,李强的仕途再上台阶。当年初,李强担纲浙江省委政法委书记;当年底,夏宝龙升任浙江省长,李强升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李强当选中央候补委员。2012年底,李强就任浙江省省长。

  浙江经济发展关键是靠改革释放民间活力和市场力量。作为温州人,李强敏锐感知并洞悉浙江的优势何来。

  2014年5月,李强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提到了政府自身改革的紧迫性:“近些年浙江面临的问题是,民间的活力不如20年前了,能释放的红利正在减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行政府自身改革,无疑是一场时间上无法拖延的大考。”上任后,李强力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希望通过制定权力清单,解决政府管得过多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行地方政府及部门权力清单制度,让浙江的这项工作正式提上日程。2013年11月15日即三中全会结束后两天,李强即主持召开浙江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制定权力清单的相关问题。

  2014年1月,浙江省两会一闭幕,李强就赴省级机关和杭州市富阳区调研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相关情况。此前,浙江省已率先在富阳试点权力清单制度改革。

  是年3月,富阳晒出了浙江省首份县级权力清单,这也是全国层面的首个权力清单,其原始行政权力从2008年的7800多项削减到4825项,常用行政权力从2500多项削减到1574项。清单详细列出了每项权力的法律依据。

  时代周报记者曾在2014年4月赴富阳采访该项试点工作,当地政府官员当时就透露,“这项工作,省长非常重视”。

  在富阳试点的基础上,2014年6月,浙江率先公布了全省省、市、县三级行政部门的权力清单,取消了一些行政权力—行政审批包括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是有法律依据的行政审批事项,非行政许可是于法无据、各部门自行设立的行政审批事项。经过改革,浙江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从706项减少到424项,减少了40%;非行政许可事项从560项减少到96项,减少了83%。简政放权力度空前。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浙江省的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由省编办牵头,由省法制办、省政研室等多部门审核。此后,浙江又花了半年时间,反复沟通磨合,最终确定了省级部门的权力责任清单。

  2014年10月,浙江省级部门责任清单全部公布,涉及43个部门、主要职责543项,细化具体工作事项3941项。当年年底,浙江所有市县政府都公布了政府部门的权力责任清单。

  李强在2014年第四期《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称:“只有把审批制度改革与行政权力整体改革结合起来,才能走出权力膨胀—压缩—再膨胀的怪圈。”目前,浙江正在完善“四张清单一张网”(政府权力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政府责任清单、省级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浙江政务服务网)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

  在顶层设计中“互联网+政务”的战术实施上,李强已经交出了浙江答卷。

  “特色小镇”代言人在近两年李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诸多关键词让人耳目一新,“特色小镇”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新名词。

  浙江的特色小镇既非行政区划上的“镇”,也不同于产业园区的“区”,而是相对独立于市区,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色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

  自2015年初起,特色小镇建设成为李强力推的工作之一。不容忽视的背景是,2015年初,浙江省的26个原欠发达县经过努力,成功摘帽。此后,浙江省内再也“没有发达与欠发达之分,有的只是区域主体功能之别”。

  2015年3月,特色小镇被列入当年浙江《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工作。5月,浙江提出在未来三年内,在全省重点培育建设1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浙江省发改委系统的一位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首批的37个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经上报后筛选,由李强亲自审批。

  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5年下半年,李强至少三次前往杭州西湖区云栖小镇调研。同期,李强至少四次去余杭区梦想小镇调研,并为他亲自命名的梦想小镇揭牌。

  以梦想小镇、云栖小镇、黄酒小镇为代表的系列特色小镇,以“特而强、聚而合、小而美、活而新”的姿态,成为浙江经济的新亮点,承载了浙江新一轮改革创新的梦想。

  风生水起的“造镇计划”得到了中央肯定。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对特色小镇给予充分肯定;12月下旬,习总书记又在中央财办的《浙江特色小镇调研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此前9月,中财办主任刘鹤在浙江调研期间曾评价:特色小镇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改革是贯穿始终的头等大事”这几年,浙江成了全国的“模范生”,仅近半年,就有包括云南、四川、湖北、河北等多省份的省委书记前往浙江考察学习。

  除参观特色小镇这项必到行程,阿里巴巴亦是必选项。作为浙江的“金名片”,以阿里为代表的信息经济成为浙江近年来新的发展战略。

  对于信息经济,“人的作用”是李强最为看重的。2015年10月,李强在第三届世界浙商大会上称,“我始终认为,年轻人在哪里,活力就在哪里;顶尖人才在哪里,硅谷就在哪里。”浙江连出两任中国首富(宗庆后、马云)的秘诀,也被李强归功于“人”。

  就任浙江省长以后,李强曾先后四次调研新生代企业和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并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浙江的持续发展,需要新一代企业家。

  除了强调人的作用,主政浙江期间,李强一直强调:“改革是贯穿始终的头等大事”“浙江是靠吃改革饭发展起来的”“浙江资源匮乏,浙江的改革,就是把自己变成资源”。

  浙江一直敢于在“放”上为天下先。当曾经长期领先全国的三大动力即民营企业、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时,浙江主政者开出的药方是继续深化改革。

  李强任内另一项力推的工作是美丽乡村建设—该项工作始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启动实施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即建成“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1000个以上、完成村庄整治1万个左右。美丽乡村建设迄今已坚持13年。此外,为保护绿水青山,这几年,浙江每年治理水环境的资金投入都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对于浙江发展特色的考题,2015年7月,李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做出过明确回答:正确看待浙江经济,有三个基本的衡量标准:新常态、稳中求进、三条底线。

  前两项标准自不言而喻,而三条底线是指:“百姓增收、生态良好、社会平安”。李强当时进一步解释,“不管浙江发展快或慢,只要三条底线守住了,浙江的发展就是健康的,这就是浙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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